快捷搜索:  

耿云志谈思想史①|祖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演变

您的(de)浏览器不支持 audio 元素。 字号 超大 大 标准 小 人(ren)们(men)常常喜欢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de)话,说一切历史都是(shi)思想史。这话可能令不研究思想史,或不喜欢思想史的(de)人(ren)们(men)不快。但这话是(shi)确有道理的(de)。历史是(shi)由人(ren)创造的(de),而人(ren)是(shi)有思想的(de)。所以,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de)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ren)们(men)的(de)思想。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de)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史确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ta)各项专门史。然而,历史又很少是(shi)按照人(ren)们(men)所想的(de)那样实现出来的(de)。历史是(shi)由多种力量的(de)合力造成,是(shi)由怀有各种不同思想的(de)人(ren)们(men),按其不同的(de)主张进行活动,互相较力的(de)结果。其结果自然便与各个参与者事前所预想的(de)不一样,以致人(ren)们(men)常常有被欺骗的(de)感觉。但这不足以否定思想在历史上的(de)作用与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shi)个有待深入开掘的(de)富矿,这里可以引人(ren)发生兴趣的(de)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de)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de)各种矛盾,外部的(de)威胁,内部的(de)危机,格外逼人(ren)。先觉分子们(men)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de)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shi)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ye)、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de)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一个重要的(de)历史现象:即,中国社会的(de)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dui)迟缓,而思想的(de)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在西方原是(shi)差不多三百年的(de)历史中渐次出现的(de)各种思想学说,在近代中国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de)时间(shijian)里狂泻而来,人(ren)们(men)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de)思想便发出挑战。人(ren)们(men)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 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充满矛盾,色彩斑斓,群英汇聚,异说蜂起。同时也显现出思想家和思想者们(men)的(de)历史角色常及身而数变。原曾经率先接受新思想者,后来却变成落伍者甚至是(shi)守旧者。所以,我(wo)们(men)研究近代思想史的(de)人(ren),在把握其主导线索的(de)同时,又须展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全八卷)》,耿云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全八卷)》,耿云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我(wo)和我(wo)的(de)合作者们(men)写这样一部多卷本的(de)《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是(shi)希望在前人(ren)研究的(de)基础上,对(dui)中国近代思想的(de)演变,做一次较详细地梳理。力图展现这个大变动的(de)时代,中国思想界的(de)纷繁复杂,和贯穿其中的(de)主导线索。
本书的(de)部头较大,我(wo)想有必要在这里先勾勒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de)基本轨迹。
思想都是(shi)应对(dui)问题而产生的(de)。中国近代遇到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shi)劈头而来的(de)列强的(de)侵略。这是(shi)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曾遇到过的(de)问题,是(shi)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前,中国人(ren)遇到的(de)只是(shi)周边一些民族,偶而滋扰边界,派得力将军挥师一扫,或者给些好(hao)处,直至和亲嫁女,就归于平静了。但有时候,某些游牧民族,勇武善骑射,大兵涌来,腐败朝廷无力抵抗,乃由少数民族建(jian)立中央政权。但他(ta)们(men)无法抵抗汉文化的(de)强大力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汉文化,以致自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de)一员。
近代靠军舰、大炮打进中国来的(de),竟是(shi)国人(ren)完全不认识的(de)西方国家,种族不同,习俗大异。国人(ren)以向来对(dui)付夷狄的(de)态度对(dui)待之,激烈排外。但西人(ren)展示(zhanshi)出他(ta)们(men)的(de)生活方式却自有本末,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de)文明。中华文明同化不了他(ta)们(men),他(ta)们(men)却用他(ta)们(men)的(de)器用、工艺等等,影响着中国人(ren)。每一次以激烈排外的(de)手段对(dui)付他(ta)们(men),结果却使自己民族受到更大的(de)伤害。各种排外的(de)口号、手段都失了效用,不得不被迫与之打交道。交往日多,少数先觉者认识到,西人(ren)不仅是(shi)炮、舰,器用、工艺有其长处,且发现他(ta)们(men)的(de)文化决非向来所遇的(de)夷狄可比。中国人(ren)吃了亏,受了辱,没办法,只好(hao)渐渐承认自己有“不如夷”之处。于是(shi)开始学其舰、炮和工艺技术,搞所谓“自强运动”,又称之为“洋务运动”。
搞了一点洋务,造成前所未有的(de)中国北洋海军,结果甲午一战,尽遭毁灭。于是(shi)感到,制度不变,人(ren)心不齐,不知奋发,有了兵器之类,也不足以强国。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乃有康有为、梁启超辈出而倡言,不变法不能救国;不大变,不全变,不足以救国。他(ta)们(men)视(shi)“自强运动”是(shi)“变事”而非“变法”。于是(shi)有戊戌维新运动,后来又有规模更大的(de)立宪运动,其目标是(shi)要建(jian)立某种形式的(de)实行立宪制度的(de)国家。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都是(shi)为了救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思想都有其不可磨灭的(de)历史意义,而且多少发挥了教育群众的(de)启蒙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shi),清王朝的(de)统治发生严重的(de)危机。临到末运的(de)清朝政府,自身腐败,无能应付外来的(de)侵凌,却仍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以供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统治集团的(de)需要。以致在人(ren)们(men)的(de)心目中,清政府成了“洋人(ren)的(de)朝廷”。于是(shi)中国面临的(de)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纠结在一起,人(ren)民的(de)反抗运动也呈现出对(dui)内与对(dui)外互相交织的(de)局面。在反抗清朝统治的(de)斗争中,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shi)力主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de)革命党,一是(shi)力主以和平改革实行立宪制度的(de)立宪派。革命党人(ren)持以坚决和激烈的(de)态度。其中有一些留学生出身的(de)知识分子,以及华侨资产者和个别与革命党领袖关系密切的(de)国内资产者。他(ta)们(men)有一定程度的(de)近代民主思想,期待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jian)立民主共和国。他(ta)们(men)对(dui)帝国主义有幻想,以为那些先进的(de)国家会帮助他(ta)们(men)推翻帝制,建(jian)立共和国的(de)事业(ye)。但参加革命的(de)大部分群众,多半来自民间反清会党,或受会党影响的(de)其他(ta)群众。他(ta)们(men)反抗清朝统治者的(de)主要动机是(shi)反满。而反满的(de)重要理由之一是(shi),他(ta)们(men)是(shi)“洋人(ren)的(de)朝廷”。我(wo)在《孙中山的(de)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de)结局》,以及《论清末的(de)反满革命思潮》两文中,对(dui)此有颇为详尽的(de)论述。
改革派的(de)主要成员及其支持者,一部分是(shi)维新运动以来,参加历次改革运动的(de)人(ren)士,一部分是(shi)国内资产者和部分华侨资产者,一部分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shi)留学生,一部分是(shi)长期从事教育、新闻(xinwen)出版等事业(ye)的(de)自由职业(ye)者)。他(ta)们(men)有相当的(de)民主思想和发展本国工商业(ye)的(de)强烈要求。他(ta)们(men)发展本国工商业(ye)的(de)要求势必与帝国主义的(de)利益相矛盾。所以,改革派同列强国家的(de)朝野人(ren)士,既有联络,也有斗争,而且斗争的(de)一面越来越加强。 收回利权运动,反对(dui)借款筑路运动,最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派的(de)目标是(shi)建(jian)立一种统治权受到限制,而人(ren)民可以拥有参政权和监督权以及基本人(ren)权的(de)立宪民主制度。
清朝统治者最后的(de)灭亡,实际是(shi)由三种力量较量的(de)结果:革命党,它(ta)的(de)武装起义是(shi)造成清朝灭亡的(de)第一个条件。改革派,其立宪运动是(shi)从旧体制内部瓦解清朝统治的(de)合法性基础。这两种力量基本上造成了清朝统治者必然垮台的(de)条件。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de)军事实力派居间运作,挟南方势力(革命党与改革派)以压清朝廷;又挟清朝廷以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de)筹码,达到他(ta)夺取统治权的(de)目的(de)。最终是(shi)由以革命党与立宪派联合的(de)所谓“南方势力”为一方,和以袁世凯为代表“北方势力”为一方进行谈判,迫使清廷退位。
民国初建(jian)之时,革命党在声势上占有相当的(de)优势(youshi),但实际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改革派声势不如革命党,实力更远不如袁世凯一派。如革命党与改革派联合,应可与袁世凯较量一番,也并非没有取胜的(de)希望。如此,则民主性力量或有可能支持国家渐渐走上民主之路。但两派自清末以来,长期争斗,特别其领袖分子之间芥蒂甚深。在清皇室退位之前,他(ta)们(men)尚能暂时联合一致,对(dui)付代表清室的(de)袁世凯。一待清室退位之后,他(ta)们(men)颇有丧失明确目标之感。改革派对(dui)革命派一直颇怀疑惧,怕他(ta)们(men)仍持激烈革命的(de)态度,造成“暴民政治”。他(ta)们(men)对(dui)清末立宪运动中表现尚好(hao)的(de)袁世凯却颇怀期待,认为可以利用他(ta)的(de)实力,稳定全国社会秩序,渐渐引导国家走上立宪之路。革命派完全没有合法斗争的(de)经验。起初误信袁世凯,继则怀疑和反对(dui)袁世凯,终至再度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实力相差太远,旋即失败。
这种力量格局,决定了民国初年,经历暂短的(de)民主政治试验性的(de)运作之后,权力重新落入专制者之手。共和国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怀抱民主理想参加清末以来的(de)革命与改革运动的(de)先觉人(ren)士,以及经过新式教育和留学归国的(de)新知识分子们(men),乃不期然而产生一种共识,即在共和国体之下,人(ren)们(men)仍受专制政治之苦。之所以如此,是(shi)因为绝大多数人(ren),身在共和国之中,而脑子里却仍装着专制时代的(de)思想观念。若寻求真正民主政治,必须先清除人(ren)们(men)脑中的(de)专制思想观念,需要来一次启蒙运动,需要进行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于是(shi)由老革命党出身的(de)陈独秀出来办起《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2卷起,改名《新青年》)以号召青年,进而唤醒国人(ren)。
此时,欧洲大战爆发了一年多,欧洲以外的(de)国家陆续加入,成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经多番争论和曲折,终于也加入战争。虽没有派军队(dui)参战,却先后派出二十万劳工到欧洲(赴欧华工的(de)数量,有不同的(de)说法,近年有人(ren)估计是(shi)14万人(ren)),再加上此后不久掀起的(de)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大批青年到法国,以及其他(ta)欧洲国家留学。由此中国真正开始进入世界大潮之中。这一点对(dui)此后中国政治及思想文化的(de)演进,具有极其重大的(de)意义。
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de)距离,世界大事不再是(shi)与国人(ren)无关痛痒的(de)了。有关战争,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de)变故,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引起国人(ren)的(de)注意。而且即是(shi)西方各国的(de)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de)新说,也能比较迅捷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文化革新运动在这个时候发生,实在是(shi)天时、地利、人(ren)和条件具备,一场规模空前的(de)思想启蒙、文化革新运动的(de)大幕随即拉开了。
新思想、新观念虽是(shi)《新青年》创刊时起,即开始提倡,然而新文化运动却是(shi)因1917年初开始的(de)文学革命而兴起。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为国语,以白话创作一切文学,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成为人(ren)们(men)交际的(de)主要工具。这给广大人(ren)群带来便利,所以迅速赢得广大青年和广大群众的(de)欢迎。新思想、新观念借白话的(de)利器,迅速地,广泛地传播到各地,各阶层。文学革命的(de)成功,白话国语的(de)通行,对(dui)中国近代化的(de)各项事业(ye)的(de)开展,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此后,发生任何一种关系到广大人(ren)群的(de)事情,只要有人(ren)登高一呼,都可能演成一场群众运动。这自然有利也有弊。
大家知道,整个近代时期,中国所面临的(de)主要议题是(shi)救国和强国的(de)问题。在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前,影响中国人(ren)的(de)新思想、新观念主要是(shi)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它(ta)们(men)曾在较长一段时间(shijian)里充当着支撑救国强国运动的(de)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它(ta)们(men)多少改变自己的(de)形式,继续发生作用。
救国与强国首先是(shi)一个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men)开始的(de)时候曾宣称,他(ta)们(men)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上的(de)革新,不谈政治。然而他(ta)们(men)任何人(ren)都不否认,这样做的(de)目的(de),还是(shi)为政治革新建(jian)立基础。所以,即使最坚持优先做思想文艺的(de)改革,以至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de)胡适,也终不能不在逼人(ren)的(de)政治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放弃不谈政治的(de)戒约。
从政治方面看,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中国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de),主要有三种学说。
一个是(shi)三民主义。这是(shi)孙中山自清末以来就坚持的(de)一种革命的(de)政治学说。其民族主义主要是(shi)独立建(jian)国;其民治主义主要是(shi)主权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其民生主义主要是(shi)土地国有,主观上追求某种社会主义的(de)目标。三民主义学说在五四后做了新的(de)解释,但主要是(shi)政策性调整,大义并无改变。此学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首先是(shi)得白话文通行之利,而根本上的(de)原因则是(shi)它(ta)具有高度的(de)涵盖性。
另一个是(shi)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话语中,意义不是(shi)非常确定。通常情况下,我(wo)们(men)把主张非暴力地争取和实行以保障人(ren)民自由权力为基础的(de)民主制度的(de)政治派别称作自由主义派。但有时针对(dui)政治斗争中采取中间立场的(de)派别也可以称其为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两种界定是(shi)可以同时适用的(de)。
中国的(de)自由派,没有分际特别清晰而严格的(de)党派组织,有时虽标榜某一组织,实际很松散。在新文化运动及稍后的(de)时期,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报纸刊物而集结在一起的(de)编者或主要作者们(men),往往就是(shi)自由派存在的(de)一种形式。 也还有因为某一个具体的(de)政治主张而临时联合在一起的(de),如由胡适发起,而由蔡元培领衔的(de)十六人(ren)联署的(de)《我(wo)们(men)的(de)政治主张》,当时即被认为是(shi)一个自由主义者的(de)组合。联省自治运动也被认为是(shi)一次自由主义的(de)政治运动。
中国的(de)自由主义者,缺乏强固的(de)社会基础。它(ta)既没有可靠的(de)经济力量,更没有军事力量。所以他(ta)是(shi)最没有实力的(de)政治派别。追随自由主义的(de),只有一小部分中小资产者和从事自由职业(ye)的(de)知识分子。他(ta)们(men)对(dui)青年的(de)影响主要在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而不是(shi)政治方面。大部分政治上活跃的(de)青年,往往不是(shi)归于三民主义,就是(shi)归于社会主义。
再一个是(shi)社会主义。此学说早在清末即已传入中国。但当时分不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de)界限。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仍有许多人(ren)分不清其界限。后来参与创建(jian)中国共产党的(de)一些人(ren),差不多都曾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de)模糊阶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人(ren)们(men)才逐渐比较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de)区别。中国共产党的(de)成立,就是(shi)在批判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ta)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de)基础上实现的(de)。 当时人(ren)们(men)所了解的(de)科学社会主义,最主要的(de)是(shi)两条,一是(shi)经济上的(de)公(gong)有制,二是(shi)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社会两级分化很严重,富者是(shi)极少数,贫者是(shi)绝大多数。富者锦衣玉食,穷奢极欲;穷者饥饿病苦,转死沟壑。在如此情况下,实行公(gong)有制显得最公(gong)平,因而也最能吸引底层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恐怕很少人(ren)能真正理解。但其主张由占社会最大多数的(de)工农兵来对(dui)极少数原来的(de)统治者和压迫者实行专政,这在国家和政府暂时还不能取消的(de)情况下,显然是(shi)容易得人(ren)信任的(de)。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类似社会主义的(de)理想,孔子、老子等都有关于这种理想社会的(de)论说,特别是(shi)儒家的(de)大同理想,相传两千余年,深中于读书人(ren)的(de)头脑。所以,对(dui)于新传入的(de)社会主义学说,人(ren)们(men)并不感到太隔膜,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de)障碍。
还应指出的(de)是(shi),社会主义在当时只是(shi)一种理想,俄国革命虽然成功,但人(ren)们(men)并不认为它(ta)已经就是(shi)社会主义,特别是(shi)实行新经济政策的(de)俄国,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是(shi)社会主义。所以,在当时,社会主义还只是(shi)理想,还没有或很少有不中意的(de)事物来玷污这个理想,是(shi)很富有魅力的(de)。所以,社会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比其它(ta)政治学说,能够更迅速地传播,赢得相当多的(de)青年和群众的(de)信从,绝不是(shi)偶然的(de)。
在更高层次上,在哲学学说方面,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以后一段时期,也有三种流派占据着中国思想界的(de)主要地位。一个是(shi)伴随社会主义学说而来的(de)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shi)以经验主义为本源,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的(de)实验主义;再一个是(shi)力图以孔儒学说应对(dui)现实的(de)新保守主义派,我(wo)们(men)暂称之为尊儒的(de)保守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完整的(de)系统的(de)哲学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de)中国,还没有人(ren)能够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要是(shi)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de)创始人(ren),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de)领袖被一部分中国人(ren)所接受的(de)。他(ta)的(de)学说,是(shi)继承和改造了欧洲几个主要文明大国的(de)思想先辈们(men)的(de)经济学说、哲学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成的(de)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de)理论体系。不消说,马克思和他(ta)的(de)合作者恩格斯的(de)著作,当时翻译成中文的(de)极少极少(而且都不是(shi)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de)原著翻译的(de)),更不用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的(de)那些欧洲先辈们(men)的(de)著作了。既然对(dui)马克思主义的(de)原典接触甚少,对(dui)产生马克思主义的(de)理论来源知之更少,如何能谈得上从整体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呢?
但是(shi),不能因此而过分低估了那些早期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de)那些“初期马克思主义者”的(de)能力。
我(wo)在本书第五卷第十章里,考察了这些“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们(men)对(dui)马克思主义了解的(de)情况,他(ta)们(men)对(dui)马克思所揭示的(de)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确有相当的(de)了解,这是(shi)建(jian)党必备的(de)一些基础理论。此外,对(dui)马克思的(de)《资本论》,通过阅读翻译过来的(de),介绍该书主要内容的(de)小册子,也有所了解。有些年轻的(de)共产主义者还表现出理论探讨的(de)勇气,力图说明在落后国家实行先进的(de)革命,是(shi)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决定上层建(jian)筑的(de)基本原理的(de)。
虽然他(ta)们(men)对(dui)马克思主义尚缺乏完整、系统、深刻的(de)了解,但他(ta)们(men)以所接受的(de)以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为核心的(de)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世界观学说的(de)一些基本面。也正因此,他(ta)们(men)在分析中国的(de)内外形势和所面临的(de)主要问题时,能表现出胜过其他(ta)政派的(de)理论能力。他(ta)们(men)提出了外部的(de)帝国主义和国内的(de)军阀势力是(shi)中国人(ren)民的(de)主要敌人(ren),提出了中国革命近期和远期的(de)奋斗目标,这是(shi)当时其他(ta)政派的(de)领袖们(men)(孙中山除外)所未能做到的(de)。他(ta)们(men)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de)一些基本问题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de)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随着革命运动的(de)深入和发展,他(ta)们(men)对(dui)马克思主义的(de)学习和研究的(de)兴趣也就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入。
因为其他(ta)政派不能提出简明易懂的(de)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de)系统理论和纲领,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呼唤起来的(de)青年们(men),便有很多人(ren)走到马克思主义的(de)旗帜下。这是(shi)马克思主义能够逐渐胜出,成为有更大影响力的(de)思想学说的(de)根本原因。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关于实验主义。
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国传播较为广泛,影响也较大的(de)哲学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主要有三种:一是(shi)实验主义哲学,二是(shi)逻辑分析哲学,三是(shi)生命哲学。其中影响大而深远的(de)是(shi)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是(shi)典型的(de)美国哲学。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shi)所有西方列强中,给中国人(ren)印象较好(hao)的(de)一个国家。而它(ta)的(de)科学与技术之发达,教育与学术之进步,国力之强大,更是(shi)为世所公(gong)认。许多留美学生这时期陆续回国,在各领域表现出其领袖的(de)才干。可以说,自从中国开始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像美国那样赢得中国人(ren)的(de)好(hao)感。这一情况自然会引起人(ren)们(men)对(dui)美国的(de)一切都有进一步了解的(de)兴趣。正是(shi)在这种情况下,又正当新文化运动最高潮,五四运动爆发的(de)时候,迎来了美国颇负盛名的(de)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
这时,杜威在中国的(de)几个学生,如胡适、蒋梦麟、陶知行、郭秉文等,都已成为思想、教育与学术界声名显赫的(de)人(ren)物,拥有很大的(de)影响力。有他(ta)们(men)帮助宣传,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杜威的(de)实验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政治哲学;实验主义教育哲学。他(ta)在中国讲学次数最多是(shi)教育哲学,其次是(shi)政治哲学;于实验主义哲学本身讲得反而最少。应当说,这三方面产生的(de)影响都很大。在政治方面,主要是(shi)强化了和平改革的(de)理论;在教育方面则直接影响了教育观念,教育实践的(de)改革,并直接影响到新学制的(de)确立。可以说,实验主义学说在政治和教育两方面的(de)影响都是(shi)明显可见的(de)。而在纯粹哲学方面,杜威及其实验主义的(de)影响,却较少可见的(de)效果。例如,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哲学家队(dui)伍中,除了胡适以外,绝少有宣讲实验主义的(de)哲学家。
按胡适的(de)说法,杜威最大的(de)影响除了教育方面外,是(shi)他(ta)关于思想方法的(de)论述。其方法主要是(shi)两个方面:一是(shi)历史的(de)方法,强调把握事物的(de)因果链条,知其来龙去脉,不可孤立地看待问题。二是(shi)实验的(de)方法,即强调一切问题都要从即时即地的(de)事实出发,已有的(de)学说,都只是(shi)参考,或待证的(de)假设(she),实验才是(shi)检验真理的(de)试金石。
思想方法是(shi)通过无形的(de)渗透,慢慢被人(ren)们(men)所了解,进一步被信从。它(ta)的(de)影响虽不像政治和教育那样有形可见,却是(shi)更为深远。
关于尊儒的(de)保守主义。
我(wo)们(men)在本书第五卷第十一章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de)文化论争时,揭示出,在批评和反对(dui)新文化的(de)各派中,差不多都颇明显地表示出崇尚孔子与儒家思想的(de)倾向。后来出现的(de)新儒家学派与他(ta)们(men)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渊源的(de)关系,我(wo)们(men)把这些思想家和学者称之为尊儒的(de)保守主义,作为那段时期保守主义倾向的(de)主要代表。
梁漱溟的(de)《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尊儒的(de)立场。梁先生说,中国文化是(shi)由一些天才的(de)圣人(ren)创造起来的(de),在这些圣人(ren)中,“孔子不是(shi)与诸子平列的(de),而是(shi)孔子为全为主,诸子为分为宾。”“孔子以前的(de)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de)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所以,中国固有文化,实际基本上就是(shi)孔子与儒家的(de)文化。但梁先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de)输入是(shi)不可避免的(de)。所以,在他(ta)看来,问题就是(shi)如何以中国固有的(de)文化去调和、中和西方的(de)文化。
“学衡”派的(de)主要代表人(ren)物,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他(ta)们(men)也是(shi)宗仰孔子与儒家的(de)。这一方面是(shi)由他(ta)们(men)保守固有文化的(de)情结所决定的(de)。早在留学美国与胡适争论文学革命的(de)问题时,梅光迪就把他(ta)的(de)尊孔尊儒思想表现得非常清楚。他(ta)认为,“孔子之大,实古今中外第一人(ren)”。胡先骕也说:“中国二千六百年来之文化,纯以孔子之学说为基础。”另一方面,他(ta)们(men)最崇拜的(de)宗师白璧德,也很明白地表示尊崇孔子。曾谓:“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ren)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他(ta)竟把孔子的(de)地位抬高到西方文化之上,其中国弟子们(men)岂能不雀跃而欢呼!
至于力言人(ren)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de)的(de)张君劢,其尊孔尊儒情结更不落诸家之后。他(ta)在《再论人(ren)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到学术史上所谓汉宋之争时,强调宋学“一以心为危微精一,允执厥中”,实得孔子之精义,故宜大力提倡。张氏后来成为新儒家学派重镇,其来有自也。
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尊儒的(de)保守主义,是(shi)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占据中国思想界主要地位的(de)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的(de)影响主要在政治方面,但也有学者开始学习运用它(ta)进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艺学方面的(de)研究。实验主义则主要影响于教育和学术方面。尊儒的(de)保守主义,到抗战时期,在民族危机的(de)环境下,而颇得进一步发展,产生新儒家学派。
由于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内外危机之中,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形势的(de)发展,因此带有强烈的(de)革命性的(de)马克思主义逐渐赢得最多的(de)信从者。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整个国家的(de)指导思想。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全八卷)》前言。耿云志,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名誉会长,胡适研究会名誉会长,孙中山基金会名誉理事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de)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xinwen),更多原创资讯(zixun)请下载“澎湃新闻(xinwen)”APP)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dui):栾梦 澎湃新闻(xinwen)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xinwen),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wo)要举报 关键词 >> 思想史
思想史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

共有:141人留言! 共有:141人喜欢本文! 点赞 最新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加载中......
发表评论